1938年至1939年间，许多文化界知名人士前往边疆开展抗日救亡文化宣传工作。其间，就有不少文化名人云集金城兰州。

抗日战争时期，为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在兰州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中共中央驻甘党代表谢觉哉领导“八路军驻甘办事处”的同志通过艰苦的努力，形成了甘肃特别是兰州地区国共合作抗日的良好局面，同时也使兰州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1937年10月以后，甘肃的抗日救亡群众组织纷纷成立，抗日报刊和进步书籍如雨后春笋，宣传抗日的文艺团体活跃在兰州和全省各地。但是，1937年年末，国民党顽固派代表人物朱绍良接任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以后，即开始实行禁止发行进步书刊，拘捕和监视进步人士等措施。甘肃的抗日救亡运动特别是抗日文化受到极大的压制和破坏。

一、“你们应该把那‘五四’、‘五卅’、‘一二•九’在北平、在上海那学生运动光荣的传统精神继承下来呀！你们应该作这暴风雨里的海燕，民族解放的先锋军。”——萧军

1938年4月，萧军来到兰州，担任《民国日报》副刊《西北文艺》编辑

萧军，我们因其与文坛才女萧红的相遇、相知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侠骨柔情而认识了他；我们更因其创作的具有民族气节的作品《八月的乡村》，感受到了他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刚正的个性。鲁迅先生视萧军的《八月的乡村》是勇士掷向侵略者的投枪。

1938年4月，萧军和戏剧家塞克、作曲家王洛宾等人来到兰州。

面对当时兰州的抗日救亡状况，萧军叹曰：“虽然前方杀得是那样天昏地暗，各地方的救亡工作也如火如荼，而兰州却能‘平静无事’，实是难得的很”。为改变兰州过于“平静无事”的状况，他开始忙碌起来——在兰州期间，萧军担任《民国日报》副刊《西北文艺》的编辑，先后发表了《补白二章：造奇的精神•左右做人难》等文章，并为《妇女旬刊》撰写了《应该怎样准备我们自己》等数篇文章；代《西北文艺》发稿七期。特别是他在1938年6月6日离开兰州前，在《西北文艺》上所写的题为《告别》的短文中，对抗战时期的文艺运动和救亡运动中青年学生应肩负的责任等问题，都做了精辟的论述。他提出“我们当前所需的就是：尽可能选择与抗战直接或间接有关的积极性的题材，用各种形式——诗歌、通讯、短篇小说、报告文学等把它们表现出来，使它在抗战过程中对于人民发生一种决定的作用：启示他们，鼓励他们，坚强他们……。”在谈到兰州的抗日救亡工作时，萧军对青年学生寄予殷切期望——“没有疑问，除开政府的救亡机关应该积极领导，开展兰州的救亡运动以外，再就是我们有过光荣战斗历史的学生军了。这是你们的责任，你们应该把那‘五四’、‘五卅’、‘一二•九’在北平、在上海那学生运动光荣的传统精神继承下来呀！”

萧军满腔热情地激励青年学生：“你们应该作这暴风雨里的海燕，民族解放的先锋军。”他希望兰州的青年学生“应该尽可能提高自己的政治关心，用现在所需要的知识把自己充实起来。要有鲁迅先生所说的那种敢哭敢笑敢怒敢行的精神，那种‘失败了再来’‘韧’性的战斗精神。”

6月，由于兰州的政治环境对“不似共产党，胜似共产党”的左翼作家非常不利，萧军不得不离开兰州。离开兰州前的6月1日至3日，甘肃《民国日报》连续登载了名为《张国焘会见记》的文章，在渲染张国焘叛离共产党经过的同时，借机大肆攻击共产党。

一身正气、刚正不阿的萧军对张国焘这样一个丢掉信念,做出背叛行为的懦夫非常鄙夷。1938年6月6日，萧军在《告别》一文中这样写道：“人是不应该像一只狗似的为了一个馒头，就没有选择地靠一个主人而终生；但是也不能像最近那位‘弃暗投明’的张国焘先生——否则那就有过犹不及的危险。比方他主观上口口声声说他是‘舍身救国’，而客观上却是做了减削分解民族抗战力量的勾当。我们对于类似这一般的人型，特别是在抗战救亡的过程中，是应该加以注意和研究的！”“此段文字充分体现了萧军敢爱敢恨，敢说敢当的个性。当时，为了防备审稿时受阻，萧军在原稿中，将“张国焘”三字以“xxx”代替、到最后校稿时才将“张国焘”三字换上。待到报社上级主管部门负责人翻开当天报纸发现这篇“偷梁换柱”之作时，恼羞成怒，追查“责任”时，萧军已离开兰州了。“查处”的结果是：《民国日报》总编辑苏芝畅受到了“撤职”处分。此事在兰州持续传闻了好长一段时间。时任八路军驻甘办事处负责人谢觉哉在他的日记中对此事也有生动地记述——“闻《民国日报》总编辑苏芝畅撤职，其原因可发一噱，记之如下:编《西北文艺》的萧军在离兰时写了一篇《告别》，内有‘人不要像一只狗一样，给它一片面包就永远不忘，更不要学弃暗投明的张国焘……’萧军原也狡狯，原稿上张国焘三字是xxx，虽然上下文是看得出，可是竟漏过了审查委员会的先生们，总编辑更没有注意，到校稿时候，才把“张国焘”三字填上，这就使得张国焘大冒其火，萧军在那天早上走了，只好下令把《西北文艺》和萧军同来之塞克主编的《剧运》停刊，昨晚朱绍良下令苏芝畅另有任用，着免去总编辑一职。”萧军虽然只在兰州停留了短短的四十天，但他以笔做枪，为兰州的抗日救亡文化工作做了诸多事情。他以自己鲜明的个性和铮铮笔锋，给这座过于“平静无事”的后方城市，特别是青年学生的抗日热情以启示、鼓励和坚定的信念。

二、“开展西北文化运动，除努力抗战建国以外，还要和封建势力斗争……”——茅盾

1939年1月，茅盾在兰州与进步人士合影(前左一)

因《子夜》《蚀》和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寒冬》以及《林家铺子》等一系列有着巨大思想深度和广阔历史内容的文学作品而蜚声文坛的文学巨匠茅盾，于1939年1月来到抗战后方城市兰州。

1939年1月5日7时，茅盾由昆明直飞兰州。一下飞机他就领略到了凛冽的西北风和严寒：“从飞机场到兰州市内，汽车要走一个多小时，于是我第一次领略了西北高原的风光。一条黄土公路蜿蜒在黄色的高原上，庄稼早已收割，只留下了枯黄的根茬，远处能见到用黄土垒筑的村屋，也溶入了周围的灰黄中。没有绿色，一切似乎都失去了生机……”茅盾此时感受到的还只是兰州的自然之荒芜。

当与兰州的进步青年有过交往和交谈后，他才真正了解了当时兰州文化界的情形：“西北的封建势力很严重，文化又落后，因此抗战文艺运动很难开展，原来在这里的几个著名的文化人都离开了，现在只有一些热心的文艺青年在坚持工作。”但茅盾对兰州的抗日文化还是充满了信心——“现在是隆冬，等到春回大地时，这里将是另一番景象”。因此，他不仅赞扬了青年学生在困难条件下开拓抗战文艺运动的精神，鼓励他们要坚持下去，建议他们尽早成立文协甘肃分会，以便有一个合法的组织和活动中心。他还欣然接受了青年们希望他就抗日文艺运动作一次讲演的请求。在题为《抗战与文艺》的讲演中，对于青年们提出的由于兰州远离抗日前线，搞创作时不知如何反映抗战的现实问题，以及如何反映后方的抗日救亡活动，如何用文艺作品鼓舞民众的抗日热情等问题，茅盾都悉心给予了解答。他告诉文学青年：“抗战文艺不一定只限于写前线情形。前线将士是应当描写的，但，后方民众生活状态，也都与抗战有连带关系，我们能够把握后方的现实去描写，那么写出来的东西也是抗战的。”他毫不留情地指出：抗战以来，文坛上存在着有些作家只写光明面，而对于黑暗面如封建势力、贪官污吏的恶行避而不谈的不良现象。他明确表示：“这种讳疾忌医的态度是不对的。要知我们描写缺点，目的在克服和改变这些缺点，把这些困难问题提出来，大家想办法解决，这对于抗战有积极意义，是建设性的。”他强调，“文艺有教育民众、组织民众的作用，我们的优点，当然是尽量发扬以鼓励民众，而缺点也应该反映出来以教育民众。也就是光明面我们要描写，黑暗面也同样要描写。这样的文艺，才是深入的真实的文艺，不是表层的虚伪的文艺。”他还特别提出：“描写缺点的确要比写优点困难，写不好，让人看了发生悲观。”所以，他希望青年作家们必须要锻炼自己的观察能力，能透过表面看到内层，能从片段看到全体。作品要力争做到虽然描写了缺点，但能鼓舞民众取得抗战胜利的信念。茅盾的讲演，给充满抗战热情但受环境所困而感茫然的兰州文学青年以极大鼓舞和信心。针对当时兰州存在的因物质条件和地方情形的特殊等困难造成的抗日文化工作开展不利的状况，他特别提醒金城的文学青年：“开展西北文化运动，除努力抗战建国以外，还要和封建势力斗争，不然的话，文化运动就是一种表面工作。”

茅盾在兰州停留的四十五天里，为金城的文学青年作了两次讲演，不仅给予有志抗战文学创作的青年们以具体明确的指导，同时对兰州的抗日救亡文化运动也产生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三、“我们应该把分散的各个战友的力量，团结起来，用我们的笔，来发动民众，捍卫祖国，粉碎寇敌，争取胜利。”——老舍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总务部主任老舍

“千里刀光影，仇恨燃九城，……未雪国耻身先去，重整河山待后生！”这是根据老舍先生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改编的同名电视连续剧的主题曲，这曲在上世纪80年代响彻神州大地的旋律充分体现了中华儿女不可征服的意志。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老舍的生活道路也发生了改变：1938年11月15日，老舍痛别妻子儿女，前往当时的抗战中心——武汉，开始了他为期8年的抗日救亡写作与流亡生活。老舍以“救国是我们的天职”的强烈民族责任感，将生死置之度外，以“洗笔携来东海头”的抗敌之志，擎起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的大旗。同时，他将自己视为国难时期一名应尽职尽责的“小卒”，拿起手中武器——以笔做枪，为宣传抗日勤奋地写，写，写！

1939年6月28日，老舍以中华文艺界抗战协会代表身份，随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问团从重庆出发。历时5个多月，行程两万多里，老舍不仅走过了四个战区，到过革命圣地延安，他也来到了在他看来抗战文艺还无任何建树，“颇须打气加油”的兰州。在兰州停留的短暂四天时间里，老舍通过参加各种活动，对兰州当时的抗日文化活动有了一定的了解。

1939年10月9日，老舍在致重庆友人的信中说：“弟已于10月7日到达兰州，停四日，即赴西宁与凉州。”他对友人谈了所到各地抗日文化工作开展的现状及期望：“兰州文艺界无何建树，颇须打气加油”；“……榆林，洛阳，兰州急需成立通信处，都是有人无援，一经总会鼓励，必能有所成就”；“各地缺乏图书，‘文协’应努力谋供给之方”。由此可见，老舍对兰州抗日文化的发展是充满信心的。正因为如此，老舍回到重庆后，在所写论文《归自西北》中才会有如是论述：“从富源，从历史，从国际路线，从时局，从民族与宗教，这几方面来看，我们都应当立刻矫正一向对西北的误解与望而生畏的态度。而且，特别值得我们注意与兴奋的，便是在抗战中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新西北。”“相信西北是大有可为的，必须——而且必能够——开发的地带。”因此，他倡议有识之士“注意西北，到西北去。”他认为，“建设的心理已在西北存在，人才，还差得很多。那才是西北的真正问题。”

老舍在兰州还应邀作了两次讲演。在《两年来抗战中的文艺运动》讲演中，他希望“把分散的各个战友的力量，团结起来，用我们的笔，来发动民众，捍卫祖国，粉碎寇敌，争取胜利。”他还激励西北各地的文艺工作者及热心抗日文艺创作的青年们：“我们不要再等后方大量地运来书籍刊物，我们要马上自己动手去写，不要害怕；今天的中华字典上已没有了‘怕’字；放胆去写，千千万万的人得不到东西读啊……”他满怀**地号召着：“多写，多写，多少民众等着看一张壁报啊！多少卧在床上的武士们切盼着几段鼓词或故事啊!多少战壕中的弟兄们需要一些消息啊！……那么就放胆写吧，只要写就有人读，只要写就会有进步，只要本着良心写作就会有好的影响！”

茅盾、萧军、老舍三位大家，是抗战期间“以笔为枪”战斗在抗日后方兰州的众多著名学者和文化界名人中的代表人物。此外，时任燕京大学教授的顾颉刚先生、作曲家王洛宾、戏剧家塞克、作家吴渤、艺术家赵丹等人抗战期间都在兰州留下了足迹。他们的到来为促进甘肃特别是兰州地区的抗日救亡文化运动的发展和繁荣，鼓励和坚定金城民众的抗日热情和必胜信念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